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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体制改革便是其中之一

    知识创新和院所改制同步推进改革是系统的社会工程,不可能单兵独进,需要各方面的配套改革,科技体制改革便是其中之一。
  粗略梳理不难发现,1995年《决定》之后的中国科技政策,呈现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资源向重大项目集中的趋势。比如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教育部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以及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等。
  那时,创新作为一个高频词,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家的政策文件中。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就是要稳步提高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不断提升科技界的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
  虽然国家多次在政策层面提及自主创新,但其还没有上升为国家战略,无论是高校、科研院所还是企业,自主创新的意识和能力均亟待提升,对自主创新的需要越来越强烈。
  2002年,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在英国皇家学会发布了题为《科学至关重要》的报告,江泽民同志在这份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
  李岚清同志召集科技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等五部门负责同志座谈,研究我国科技发展的战略。不久后,制订我国科学技术发展长远规划的建议被写入党的十六大的大会文件中。
  2003年6月,国务院专门成立了以温家宝同志为组长的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领导小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领导小组确定了制定规划工作的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战略研究,第二阶段是起草规划纲要,第三阶段是审定规划纲要并制定“十一五”科技发展计划。
  从那时到之后的15年间中国科技的发展蓝图,开始进入紧锣密鼓的绘制阶段。在制定规划的战略研究阶段,一个超过2000人的研究队伍参与其中,其中研究骨干1000多人、院士147位。而在战略研究过程中,被咨询的相关专家数量有上万人之多。
  经过广泛且深入的思想碰撞、观点交锋,先后12易其稿,历时两年多的规划编制工作最终完成。《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绘就了一幅中国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壮美画卷。据不完全统计,为落实和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要求,1996年至2000年间,国家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了13项科技计划和相关政策,比如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知识创新工程、国家科技创新工程等。
  1997年12月,中国科学院向中央提交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报告,该报告很快得到江泽民同志的重要批示。该报告提出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创新体系,具体包括知识创新系统、技术创新系统、知识传播系统和知识应用系统,中国科学院的定位主要是在知识创新方面发挥核心作用。该报告同时也提出在中国科学院开展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的想法。
  1998年6月,国务院通过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开展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的汇报提纲,决定由中国科学院先行启动知识创新工程,作为国家创新体系试点,形成高效运行的国家知识创新系统及运行机制,建设一批国际知名的国家知识创新基地。知识创新工程实施以来,在战略高技术、重大公益性创新和重要基础前沿研究领域取得了一批重大创新成果,带动了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值得注意的是,与知识创新工程几乎同时推进的是科研院所转制的改革,这是1985年中央科技体制改革举措的进一步延伸。1998年底,以“创新、产业化”为方针,国务院决定对各部委242个科研院所进行管理体制改革,将它们转制为科技型企业或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或并入某些已有企业,以打破科技研究与产业应用之间的壁垒。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对自主创新以及科技产业化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鼓励科研机构为企业搭建平台。这一时期,科技体制改革的重点是系统调整科研院所的布局结构,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
  绘制统领15年的发展蓝图如何应对这一行业趋势?国际著名咨询机构埃森哲提出,从2018年开始的未来5年间,全球资本市场的角色及运作方式可能将发生巨大转变,资本市场机构必须彻底革新自己的传统企业架构,再造智能化与自动化、数据驱动与客户甄选、简化与共享等新型企业设计原则。
  与此相呼应,在国内保险行业也出现了新型业态“被启动”的端倪。
  毕马威中国于10月下旬联手众安金融科技研究院发布《保险科技:构筑“新保险”的基础设施》报告,认为在“新保险”体系下,保险公司要加大内部科技投入,同时通过外部合作强化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从监管方而言,则要鼓励保险科技创新,建立数字化监管系统,打通监管机构及其他部门的数据隔阂。
  对于国内呼唤“新保险”的声音,业界和学界不乏认同之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保险研究室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朱俊生认为,把科技和监管、市场规则连在一起,一方面是软件,一方面是硬件,通过这样的“软硬兼施”,共同支撑起中国保险业态的改变,或者称之为变革,这就是“新保险”。
  来自中国银保监会公开的行业统计数据来看,近年来,国内互联网保险市场发展迅速,在过去5年间增长了近20倍。互联网保险不仅创造了保险行业的增量市场,同时服务于互联网保险的保险科技也不断成熟,成为行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众安保险董秘王敏认为:“科技作为保险业重要基础设施,越完整的底层体系,越能实现对市场参与者的充分赋能,让保险机构、监管和公众拥有足够的工具及手段共同促使‘新保险’这样一个良性循环体系的产生,令所有市场参与者获益。”
  记者认为,不论是中国平安运用“金融+生态”战略助推自身实现跨越式增长,还是毕马威中国发出“新保险”宣言、呼唤再造保险行业,都显示出行业巨变已近在眼前,主动求变还是被动求活,是每一个市场机构迫在眉睫的选择。 中国平安于近日在香港举行以科技为主题的投资者开放日,展示其领先业界的金融科技及医疗科技,以支持该公司“金融+生态”的战略,推动未来增长。中国平安副首席执行官陈心颖预计,未来十年,公司的科研投入将达人民币1000亿元,约合150亿美元,用以巩固其在金融服务行业的地位。此前,中国平安将每年收入的1%用于金融科技及医疗科技的研发,在过去十年共投入了约合70亿美元。
  窥一斑而见全豹,席卷全球的金融科技浪潮正以几何级的加速度深刻影响着金融行业,中国平安仅是其中一例。世界金融巨头正在开展以“金融+科技”为目标的“军备竞赛”,从公布的半年报和季报数据中可以看到,国内外各家银行保险机构纷纷加大对金融科技的投入。
  究其原因,全球范围内的残酷竞争令资本市场的“肃杀”感受日益强烈:费率压力、价值链再平衡、全面自动化、去中介化改革等诸多因素,促使资本市场出现的“高维竞争”越来越明显——在记者看来,这意味着以移动互联、AI技术为代表的未来科技,越来越深地渗透到传统金融领域,甚至正在颠覆这一古老行业。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毕马威中国与众安金融科技研究院曾对保险公司、互联网公司、科技公司及高校科研院所等数百位从业人员进行调研。结果显示,98%的受访对象认为科技是保险行业未来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或支持。70%的受访者认为,保险科技在未来5年内将对行业产生较大影响。与此同时,受访者还普遍认为,保险科技将有助于提高保险公司运营效率、降低经营成本、精准定位客户、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在“对未来影响重大的科技”上,90%左右的受访者认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是对未来保险业发展影响最为显著的两项技术;超过半数的受访者也认同云计算、生物技术、区块链和物联网等技术。受访者普遍认为,保险科技影响保险业务各个核心业务流程,尤其在营销、产品和两核等最为突出。
  在陈心颖看来,持续增量的高新科技投入,正在使得公司获取巨大收益——在人工智能、区块链及云计算等引领金融行业未来创新发展的尖端技术领域,中国平安都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毕马威中国与众安金融科技研究院的研究报告同样印证:源于互联网保险的保险科技不断吸纳创新技术,拓展强化保险生态,正在成为构建“新保险”的基础设施。例如,大数据为保险公司在流程优化、产品设计、精算定价、客户服务和营销推广等方面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思路。再比如,通过对场景数据的分析和挖掘,保险公司得以开发出基于气象数据的气象保险、基于运动数据的医疗保险、基于网购数据的退货运费险等一系列创新型产品。 1996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15名863计划的科技工作者拉着小提琴,配合高科技激光表演了节目《流光溢彩》。同时,这届春晚让很多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个名为《机器人趣话》的小品。
  科技深深地融入了彼时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由此可见一斑。与此同时,以信息技术、生命科学为先导的新技术革命浪潮正席卷全球,而在世界各国的发展规划中,科学技术都被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
  时间来到新旧世纪之交,中国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渴望一种更为深刻的变革。企业主体活力亟待释放,科研机构有待从计划转向“放养”模式。
  “1985年以来的科技体制改革,主要是通过新的激励机制促进科研机构为经济服务,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激励机制释放的红利被挖得差不多了,亟须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解放科技生产力、激活科研人员的创新热情。”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薛澜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此时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指导下,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被列为跨世纪的国家发展战略。
  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如果说1994年《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要点》的出台,目的是在科技体制中更多地引入市场机制。那么,1995年5月6日,《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颁布,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再一次对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政策进行顶层设计。
  在充分肯定过去10年科技体制改革实践的基础上,《决定》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决定》指出,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将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战略决策,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根本措施,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必然抉择,也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必由之路。
  同年5月26日到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决定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这是总结历史经验和根据我国现实情况作出的重大部署。
  除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外,中央在此阶段还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科技创新战略部署。
  1996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开始施行,确定了科技成果转化的基本原则、管理体制、组织实施方式、保障措施等基本制度,对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7年,被称为973计划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开始实施,聚焦农业、能源、信息、资源环境、人口与健康和材料六大重点领域,旨在解决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可持续发展、国家公共安全和科技发展中的重大基础科学问题,目标是在世界科学发展的前沿领域取得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的原始性创新成果。